盡管我們只是初察端倪，但有一點已非常清晰：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劇烈的一次變革。雖然前幾次工業革命影響不乏深遠，但它們從未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變革的力量。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實實在在地改變著人類活動的每個角落：我們如何生產制造、如何利用地球資源、如何相互溝通交流、如何學習、如何工作、如何治理以及如何開展業務。它所影響的規模、發展的速度和涉及的范圍都是史無前例的。
不妨回想一下，十年前，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但現在，誰會不帶手機就出門呢?
僅僅幾十年前，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地點的計算機能夠連接到互聯網。今天，幾乎每個人都能連接到遍布全球的網絡，訪問人類創造出來的最浩瀚的信息知識庫。
巨大的力量帶來巨大的風險。誠然，成敗與否，事關重大。如果變革成功，數字化將使2050年居住在地球上的近100億人口獲益匪淺。但若變革失敗，社會將會分化成贏家和輸家兩大陣營，社會動蕩和無政府狀態將會加劇，將社會和團體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將被瓦解，人們將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實現法治和保障安全的使命。
這就是為什么第四次工業革命并不只關乎技術或商業本身，而是關乎整個社會。當計算機打敗最強的人類圍棋選手，當機器人開始編寫文本，當機器之間可以“交談”，這一切變得如此令人著迷。但是，這一切都是基于人類定義算法來控制機器，而非相反。毋庸置疑的一點是：我們現在正在編寫的程序將改變我們共同的未來。
這正在制造業成為現實。我們所謂的工業4.0讓生產企業創造出基于整個制造環境的“數字化雙胞胎”——從實驗室到工廠、從展示廳到服務。生產企業可以在制造第一個實體原型、建造產線和開始實際生產之前在虛擬環境中設計、模擬并測試復雜的產品。
軟件幫助優化每步流程和每項任務，無論是由人類還是機器去執行。一旦一切都在虛擬世界成功運轉，那么其結果可以轉化到實體世界，轉化到機器，最終結果將反饋到虛擬世界，完成整個閉環。
這種虛擬和現實世界的無縫集成即所謂的信息物理系統——這是我們當下所見的巨大的進步。它讓產業界目前已有的一切都顯得黯然失色。正如之前幾次工業革命一樣，只是此次范圍更大，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削減上百萬個工作崗位，但同時又將創造出上百萬個新的崗位。由于制造業占全球貿易的70%，借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話來說，這的確關乎“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那么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讓盡可能多人從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獲益呢?
首先，我們可以以史為鑒，為包容性社會奠定概念基礎。20世紀中葉，像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穆勒-阿爾馬克(Alfred Müller-Armack)這樣的思想領袖提出了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這就是德國受用至今的成功模式。
他預見到一個旨在“將自由市場原則和對經濟繁榮公平分配的原則結合起來”的開放的社會。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貼近今天的現實，因為它指明了向包容性的資本主義形式和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模式前進的道路。我認為實現包容性的下一步是在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方面大大提高企業標準。
不同于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念，企業的責任不應該只在于企業本身。股東價值不應該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相反，我們應該讓相關者利益，甚至是社會價值成為衡量企業業績的準繩。
今天，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股東、供應商、員工、政治領袖和整個社會——有理由期待企業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比如保護環境、為社會公平而努力、救助難民、培訓和教育工人。企業責任應該是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也是西門子所倡導的理念("business to society")。
其次，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我們需要在培訓和教育方面進行同步革命。在這里，政府和企業必須聯手為工人提供參與數字化經濟所需要的技能和資質認證，比如，使其能夠抓住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如果勞動者終其一生都無法跟上知識進步的腳步，那么上百萬的新工作由誰來做?
第三，我們必須鼓勵創新和適應能力。數字化在過去已經證明了其顛覆能力，它已經讓整個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經常聽到“互聯網去中介化”("The internet cuts out the middleman")。數字化技術讓全新的商業模式成為可能，現在我們看到它正帶來新的社會模式，其中之一就是共享經濟。它挑戰我們對于經濟秩序的一項基本認知：財產的顯著角色。不管你認為這是好是壞，它都是現實。
第四，作為領導者，我們必須鼓起勇氣來解決棘手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有很多。
我們如何保證那些因為機器而失業的人的未來生活?我們是否需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我們是否應該對軟件和機器人征稅?提供全球IT平臺的公司是否需要遵守各個國家的規章制度?如果是的話，該如何執行?個人在數字化時代應該享有怎樣的自由和權利?
這些正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棘手的問題。而且我不認為思慕所謂的“美好的昔日時光”會得出好答案。波蘭社會學家兼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著作《逆轉》(Retrotopia)中認為，許多人對建立未來社會這一想法徹底失去了信心，轉而追尋往昔，雖然時移世易，但仍然心存向往。
相反，我們應該心懷期待，認清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而后卷起袖子，為我們和后代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答案。
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實實在在地改變著人類活動的每個角落：我們如何生產制造、如何利用地球資源、如何相互溝通交流、如何學習、如何工作、如何治理以及如何開展業務。它所影響的規模、發展的速度和涉及的范圍都是史無前例的。
不妨回想一下，十年前，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但現在，誰會不帶手機就出門呢?
僅僅幾十年前，還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地點的計算機能夠連接到互聯網。今天，幾乎每個人都能連接到遍布全球的網絡，訪問人類創造出來的最浩瀚的信息知識庫。
巨大的力量帶來巨大的風險。誠然，成敗與否，事關重大。如果變革成功，數字化將使2050年居住在地球上的近100億人口獲益匪淺。但若變革失敗，社會將會分化成贏家和輸家兩大陣營，社會動蕩和無政府狀態將會加劇，將社會和團體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將被瓦解，人們將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實現法治和保障安全的使命。
這就是為什么第四次工業革命并不只關乎技術或商業本身，而是關乎整個社會。當計算機打敗最強的人類圍棋選手，當機器人開始編寫文本，當機器之間可以“交談”，這一切變得如此令人著迷。但是，這一切都是基于人類定義算法來控制機器，而非相反。毋庸置疑的一點是：我們現在正在編寫的程序將改變我們共同的未來。
這正在制造業成為現實。我們所謂的工業4.0讓生產企業創造出基于整個制造環境的“數字化雙胞胎”——從實驗室到工廠、從展示廳到服務。生產企業可以在制造第一個實體原型、建造產線和開始實際生產之前在虛擬環境中設計、模擬并測試復雜的產品。
軟件幫助優化每步流程和每項任務，無論是由人類還是機器去執行。一旦一切都在虛擬世界成功運轉，那么其結果可以轉化到實體世界，轉化到機器，最終結果將反饋到虛擬世界，完成整個閉環。
這種虛擬和現實世界的無縫集成即所謂的信息物理系統——這是我們當下所見的巨大的進步。它讓產業界目前已有的一切都顯得黯然失色。正如之前幾次工業革命一樣，只是此次范圍更大，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削減上百萬個工作崗位，但同時又將創造出上百萬個新的崗位。由于制造業占全球貿易的70%，借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話來說，這的確關乎“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那么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讓盡可能多人從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獲益呢?
首先，我們可以以史為鑒，為包容性社會奠定概念基礎。20世紀中葉，像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穆勒-阿爾馬克(Alfred Müller-Armack)這樣的思想領袖提出了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這就是德國受用至今的成功模式。
他預見到一個旨在“將自由市場原則和對經濟繁榮公平分配的原則結合起來”的開放的社會。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貼近今天的現實，因為它指明了向包容性的資本主義形式和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模式前進的道路。我認為實現包容性的下一步是在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方面大大提高企業標準。
不同于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念，企業的責任不應該只在于企業本身。股東價值不應該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相反，我們應該讓相關者利益，甚至是社會價值成為衡量企業業績的準繩。
今天，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股東、供應商、員工、政治領袖和整個社會——有理由期待企業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比如保護環境、為社會公平而努力、救助難民、培訓和教育工人。企業責任應該是為社會創造價值。這也是西門子所倡導的理念("business to society")。
其次，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我們需要在培訓和教育方面進行同步革命。在這里，政府和企業必須聯手為工人提供參與數字化經濟所需要的技能和資質認證，比如，使其能夠抓住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如果勞動者終其一生都無法跟上知識進步的腳步，那么上百萬的新工作由誰來做?
第三，我們必須鼓勵創新和適應能力。數字化在過去已經證明了其顛覆能力，它已經讓整個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經常聽到“互聯網去中介化”("The internet cuts out the middleman")。數字化技術讓全新的商業模式成為可能，現在我們看到它正帶來新的社會模式，其中之一就是共享經濟。它挑戰我們對于經濟秩序的一項基本認知：財產的顯著角色。不管你認為這是好是壞，它都是現實。
第四，作為領導者，我們必須鼓起勇氣來解決棘手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有很多。
我們如何保證那些因為機器而失業的人的未來生活?我們是否需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我們是否應該對軟件和機器人征稅?提供全球IT平臺的公司是否需要遵守各個國家的規章制度?如果是的話，該如何執行?個人在數字化時代應該享有怎樣的自由和權利?
這些正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棘手的問題。而且我不認為思慕所謂的“美好的昔日時光”會得出好答案。波蘭社會學家兼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他的著作《逆轉》(Retrotopia)中認為，許多人對建立未來社會這一想法徹底失去了信心，轉而追尋往昔，雖然時移世易，但仍然心存向往。
相反，我們應該心懷期待，認清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而后卷起袖子，為我們和后代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答案。